礼赞大师 谭其骧:悠悠长水汇大海白小姐心水码

时间:2019-11-20

  谭其骧(1911.2.25-1992.8.28),中国历史学家、历史地理学家,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和开拓者。由其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是迄今最权威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被评为新中国社会科学最重大的两项成果之一。还主持编纂了《中国国家地图集历史地图集》,主编《中国自然地理·历史地理》、《中国历史大辞典·历史地理》等。对历史自然地理的研究有独特见解,如对历史上黄河河道的变迁及多灾的原因、历史时期洞庭湖和鄱阳湖的变化、海河水系的形成和演变、上海地区成陆的过程等都有深入研究。著有《长水集》、《长水集续编》等。

  1992年,也就是谭其骧去世这年,他被美国传记研究所评为过去25年间对世界最有影响的500名人之一。当这则新闻最初在《文汇报》刊登时,一些读者感到非常意外。

  虽然在学术界,谭其骧是公认的中国历史地理学科主要奠基人。但正如许多科学家一样,一生低调的他并不为许多人所知晓。如果他没有主持《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工作,知道他的人一定会更少。

  为什么一本地图集会产生如此大的影响?谭其骧主持编绘的《中国历史地图集》,以其规模宏大、考证严谨而闻名于世,是我国一部前所未有的大型历史地图集,反映了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缔造和演进过程,被公认为“是我国历史地理学科建设上有开拓性建树的一部著作”。

  1911年,谭其骧出生奉天(今沈阳)皇姑屯火车站,当时他父亲正担任站长。次年其父因病去职,白小姐心水码。全家迁回原籍浙江嘉兴。1926年,受进步思潮影响,15岁的谭其骧一心革命,考入由中共主办的上海大学,并参加共青团,经常跟随组织上街发传单、演讲。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他带着手枪随一位指挥员上前线。“四一二事变”后,上海大学被封,他被宪兵关押,因查无证据被保释出狱。千方百计找不到组织,短暂的革命生活被迫画上了句号。

  随后,他来到暨南大学,先进外文系又转中文系,最后改学历史,理由是他觉得自己形象思维能力有限,却长于逻辑推理,正适合研究历史。这是改变他一生轨迹的重要决定。就在这一年,谭其骧写道:“其骧十五以前浑浑噩噩,国家才有可能实现整个经济社会的现代化,www.,十六十七献身革命,十八而至于学,从今而后,矢志不移。”

  在一些老师看来,谭其骧是一个喜欢“唱反调”、不好教的学生。但在潘光旦和顾颉刚那里,谭其骧这种“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的勇气,反而得到了赏识。1930年,他在潘光旦教授的指导下完成本科毕业论文《中国移民史要》。同年9月,他来到燕京大学研究院,师从顾颉刚。顾颉刚在上课时讲到《尚书》中“肇十有二州”应是汉武帝的制度。谭在查阅资料后发现老师说的不对,便在课后向他提出。顾非但肯定了他的意见,还希望他写成书面。经过两次往返通信,顾认为解决了一个二千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他将两人往来“交锋”的几封书信作为讲义印发全班,鼓励同学们效仿。这场师生的往复争论,不仅解决了重大学术难题,也激发了年轻的谭其骧对历史地理的极大兴趣。

  那时,初涉学界的谭其骧就能背出两千多个汉代的县名。师友赞叹他记忆力超群,他却说自己记性并不好,中企助力西非首家中国标准轨距铁路货车,全因翻烂了两本书,一本是《汉书·地理志》,另一本是《水经注》,这是学沿革地理必须下的苦功夫。这样勤勉而又有天赋的谭其骧,很快便在学界声名鹊起。1932年,因为一次“救急”临时代课,还未正式毕业的谭其骧便站上了辅仁大学的讲台,在历史系开设“中国地理沿革史”课。但谁知反响特别好,受到许多学生的欢迎,便这样一直开了下去,也促使他更为深入地开展沿革地理的研究。

  对沿革地理的研究不仅仅是出于学术旨趣,也是救亡图存的时代使命感。九一八事变后,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民族意识空前高涨。“大家都希望有一部《中国通史》出来,好看看我们民族的成分究竟怎样,到底有哪些地方是应当归我们的”。

  而立志自然要从根本做起。“历史好比演剧,地理就是舞台;如果找不到舞台,哪里看得到戏剧!”1934年,顾颉刚先生邀他共同创办了一个专门研究历史地理的学会,以我国最早一篇系统描述全国自然、人文地理的著作——《禹贡》作为名称;并决定创办《禹贡》半月刊,作为学会的机关刊物。学会成立之初,会员就只有顾颉刚和谭其骧两人,学会所需费用也都是两人自掏腰包。从浩如烟海的故纸堆中找寻中国政区变迁的痕迹,艰辛程度超出常人想象,但正是他们甘坐“冷板凳”的坚持,有力推动了历史地理学科的起步。禹贡学会和《禹贡半月刊》汇聚、造就了早期的历史地理学者,史念海、侯仁之等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以后与谭其骧一起为学科奠基。

  可是好景不长,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禹贡学会会员星散,不得不停止活动,《禹贡》半月刊也被迫停刊。苦心经营的学科面临着“夭折”的风险,但在战乱艰难的岁月里,谭其骧依然治学不辍。1942年起,他在浙江大学史地系开设“中国沿革地理”一课,招入研究生,结合地方特色从事专题研究,还尝试编绘历史地图。1950年,因浙江大学不再恢复历史系,他应聘到复旦大学担任教授,之后的42年间都未曾离开。

  从30年代开始,在探索历史地理学科发展的同时,编绘一部精确详尽而又合用的地图集,一直是谭其骧和其同人们的心愿。这不仅仅是当年禹贡学会未竟的事业,在抗战时期及建国初,谭其骧也编绘、校订过不少历史地图。只是这项工作需要大量财力、物力,也需要大量学者的通力合作,当时的条件难以实现。

  一次偶然的机遇为这项工作带来了转机——1954年秋,与吴晗出席人代会期间在一次谈话时说起《资治通鉴》,又谈到读历史不能没有一部历史地图放在手边,以便随时检查历史地名的方位。吴晗推荐了清末民初杨守敬的《历代舆地图》,并建议对“杨图“重编改绘,以适应时代需要。于是,“重编改绘杨守敬《历代舆地图》委员会”在京成立,吴晗推荐谭其骧主编。

  然而,这项工作并没有想象中的一帆风顺。“杨图”的底图是清朝的地图,和今天实际测量的当代地图有很大出入,很多需要重新定位。更重要的是,“杨图”各时代只画中原王朝的直辖版图,不包括古代中国的全部疆域和各边区民族政权,也不包括杨守敬的当代——清朝。“重编改绘”显然不符合政治原则和时代需要。

  “杨图委员会”决定将目标改为编纂一部全面显示历史时期中国的疆域政区变迁和中华各族共同缔造历史的《中国历史地图集》。而怎样确定历史时期的中国范围,便成为他们需要慎重考虑的首要问题。经过反复研究讨论,并经中央批准,《图集》确立的原则是:18世纪50年代清朝完成统一之后、19世纪40年代帝国主义入侵以前的中国版图,是几千年来历史发展所形成的中国的范围。

  由于《中国历史地图集》所要描述的疆域之辽阔、年代之久远,都是世界上任何国家的历史地图无法比拟的,工作量相当繁重。地图上画的每一点、每一线、每一面,都要从浩如烟海的史料中找到证据,或者从并不完整的考古发掘成果中得到证实。由于不少方面缺乏前期成果,不得不从头做起。加上“文革”中几年的停顿和错误思潮的干扰,原计划几年编好的地图集,不断推延反复,持续了将近30年。

  多年来,谭其骧除了外出开会与活动外,就是工作。通宵达旦是难免的,一位住在他家附近的教师说:“我是早起的,谭先生是晚睡的,有时我起来了,他还没有睡。”期间,各种政治运动也没有放过他。1958年,全社会都在搞,编制地图也没有幸免,这干扰了原本正常的计划和节奏。“文革”开始后,当时“杨图委员会”的全部成员都遭受迫害,编图工作一度完全停顿。但谭其骧仍然尽力维护着自己以历史事实为依据的学术主张,在恢复工作后忍辱负重,以常人难以想像的毅力坚持工作。

  30多年来,谭其骧为《图集》倾注了一生中作为学者最宝贵的时光。承担集体项目的时间里,他的个人论著寥寥无几,这种“集体永远先于个人”的奉献精神,在学术界早已成为一段佳话。著名中国近代史和中共党史研究专家、曾听过谭其骧讲课的金冲及回忆:“先生一生最大的历史性功绩,当然是主编并出版八卷本《中国历史地图集》。……但‘文革’期间这部《地图集》出版时,书上没有一处提到先生的名字。我当时曾很有感慨地想:如果先生把时间和精力用在个人的研究工作上,那不知可以写出多少论文和专著来。但先生全不在意。直到‘文革’结束后,《地图集》经过修订重新出版,才署明是由先生主编的。”

  1982年,一项新的更为艰巨的任务《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又摆在谭其骧的面前。不少友人劝他不要承担这样大的集体项目,把时间留给来不及写的文章。但他还是毅然受命,因为编绘出一本足以反映我国历史自然地理和人文地理研究成果的、世界第一流的巨型地图集是他一生的最终追求,“这件事情完成了,我这一辈子也就不白活了。”

  如今,《中国历史地图集》已经成为一本历史地理研究学者必备的工具书。在北京大学教授唐晓峰看来,“谭其骧先生主编的《中国历史地图集》完成了许久以来关于编纂古今对照地图的愿望,是一个划时代的巨大成果。作为一套具有科学性的基本底图,可以在它的基础上展开各类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任何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人都离不开它。”

  但谭其骧留给历史地理学科的远不止一本地图集,他还为历史地理学科打造了一支队伍。“现在活到75岁以上的历史地理工作者都参加过《中国历史地图集》的编绘,都是当时培养出来的。”复旦大学教授、当年也参与地图编纂工作的邹逸麟坦言,开始参加编图的五人中,就他一人从未接触过历史地理,能否胜任这项工作,心里没有底。“回到上海后,我试探着问谭先生如何展开工作。他却和蔼地对我说‘先别急。你先根据那本《大清一统志》,试着来编制政区地名表’。在他手把手的指导下,我逐渐进入了沿革地理学的大门。”

  这项合全学科之力完成的编撰工作,对学科本身的发展也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比如,历史上的沿革地理图没有边疆地区,为了填补这块空白,谭其骧把全国研究边疆史的学者全部集结了起来;再比如,绘制地图的过程涉及到了许多自然地理要素如海陆变迁和水道变迁,这就把沿革地理的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自然地理。有了这样的需求,北京大学、陕西师范大学、中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武汉大学……国内一批研究历史地理的学科点陆续建成。在谭其骧的主持下,1959年,经教育部批准,复旦大学历史系成立中国历史地理研究室。1982年6月,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成立。1999年,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中心成立。

  历史地理学向来有经世致用、服务社会的传统。在这一方面,谭其骧更可谓是“开风气者”。他的研究绝不仅仅沉潜于书斋,也烛照当下的现实。复旦大学教授葛剑雄就认为,以疆域、政区、民族等方面为主的《中国历史地图集》的完成,在国家统一、领土完整、民族融合等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上世纪50年代后,谭先生又身体力行地进行历史自然地理方面的考察,对黄河、海河、长江中游水系、上海地区海陆变迁等进行研究,如著名的《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这些工作虽然是在“复原”历史,但也通过解释其所以然,关乎今天的生态环境保护、防灾抗灾、城市规划等诸多领域,对国计民生具有重要意义。

  从沿革地理到自然地理这一研究视角的转变,也让谭其骧对历史地理学这门新学科的理论性质和研究方法有了更为深入的思考。在60年代的课堂上他就指出,“历史地理学不同于沿革地理……沿革地理一般只采用传统的考据方法,而历史地理学不仅仅靠文献资料,而且要进行实地考察和科学实验,利用新技术作为研究手段。沿革地理只满足于描述地理现象的变化,而历史地理学要进而研究这些变化的原因和规律。”今天,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研制的“中国历史地理信息系统”(CHGIS)达到世界一流水平,也应证了他当年的真知灼见。

  通过数十年孜孜不倦的求索,他将历史地理从传统沿革地理发展成一门现代学科,为中国历史地理学的科学化、体系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也使更多人看到了这门新兴学科的深厚潜力和辉煌前途。可以说,在谭先生和其同人们的努力下,历史地理学发展到今天,迎来了一个最好的时代。

  “谭先生的学术道路和历史地理这门学科的发展,与国家近百年来的变化密切相关,特别是新中国的成立为谭先生及其同人们的学术研究开创了条件。他是幸运的,一生遇到了很多机遇;但另一方面,这跟他个人在治学上的努力、奉献,甚至达到信仰的程度,是分不开的。”葛剑雄这样说。

  周振鹤和葛剑雄是谭其骧培养出来的新中国第一批文科博士。在学生们的眼中,谭先生令人尊敬的不仅仅有他的学术传承,还有他的为人和性格。同他的老师顾颉刚一样,谭其骧也认为,“真(理)出于争(论)”,学生应该超过自己。每次听到学生们与他不同的意见,或对他的论著提出批评,总是加以鼓励。他说:“你们更应该超过我,要不,学术怎么能进步?”这种实事求是的精神,许多学生都深受感染,并在潜移默化中传承了下来。

  葛剑雄回忆起这样一件往事,“研究生期间我曾发现一个内部刊物上关于历史大辞典条目‘北京’信息不完整,谭先生鼓励我写下来,后来还在杂志上刊登出了我们的通信和我所做的补充。那时候我才知道,那个条目正是谭先生写的,但他没有因此而回避,还告诉我,个人的学问是有限的,鼓励我的做法,我当时很受感动。”

  谭其骧还说,“学术之趋向可变,求是之精神不可变”。做学问时,小心求证,非有十分把握不发议论,非有十分证据不写文章,这是他一贯的风格。但也正因为这样,谭其骧写文章极慢,拖稿也是常事。

  早年与顾颉刚合编《禹贡》时,就因为太注重稿件的质量而不得不延期,经常让顾颉刚急得“上火”。后来,顾颉刚希望谭其骧写一部《中国地理沿革史》,认为谭已讲了几年沿革地理,有现成的讲稿,借此成书应该不难。但谭觉得“文章千古事,没有独到的见解,不能发前人所未发,写它干什么?”,最后始终未能写成。类似的事情还有,1980年他作了中国七大古都的报告后,《历史教学问题》向他约稿。大家都以为只要将记录整理出来,请他改定即可。但是上篇刊出后,他迟迟不改出中篇来,急得一位编辑天天去他家里催,最后中篇被催了出来,下篇始终没有写。

  但也正是有了像谭其骧这样笃真的“为人师者”,历史地理学科才有了坚实的基础。在许多学者看来,谭的文章虽然不多,但选题重要,都是难啃的硬骨头。这些文章也基本勾勒出了日后学科发展的脉络,是学术史上绕不开的经典之作。

  “锲而不舍,终身以之”,先生的这句座右铭不仅仅是他学术人生的真实写照,也寄予着他对后辈学者们的殷切期望。他临终时牵挂的《中国国家历史地图集》至今还未编完,历史地理学科的发展也需要不断探索,等待着一代又一代学人通过薪火相传,以“求是之精神不可变”的信仰,在这条道路上开疆扩土。

  “他不是滔滔江河,但始终流淌着,就像那长年的流水,滋润大地。”正如葛剑雄在谭其骧传记《悠悠长水》中写道,“他的名字已经与中国历史地理学这门学科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任何一个想学习或研究中国历史地理的人,都将离不开他的著作,都将是他的贡献的受益者。”